但是对外资要谨慎开放金融市场
2020-06-27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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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做实”软环境的建设。

孙立坚谈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很大一个理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中国的银行金融体系对这类问题控制的投入和管理能力都有一定的局限,尤其是只有概念缺乏资产抵押实力的中小创新型企业很难得到银行家们的青睐,民企到美国等市场机制成熟的市场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融资上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其次,由于中国金融业被国际市场“边缘化”的缘故导致中方企业在美国上市推进过程中没有办法得到站在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立场上负责任的我们自己的金融团队的参谋,所以才会出现别人借了你的筹码赚钱(低价买入、高价抛出),最后又把你送上断头台(培育“出货”的时机)的结局。事实上,整个过程还是因为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让别人理所当然地再次上演了一次“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他们自己人的闹剧。

在东亚金融合作问题上,东盟国家出于自己小国的立场已经提出了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也就是说跟美元储备资产最多、对美元汇率最稳定的中国人民币互换就等于和货币主导权在手的美元进行互换,这种合作应该坚持。另外,日本提出亚元机制和建立在此货币机制基础上的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主要是为了能够吸纳德国的欧元战略,确保日本的竞争力不会受到美国经济对日元汇率的巨大影响而下挫,目前中国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很难在这样的金融合作模式中得到益处,解决中国存量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计划如果纳入到现在的金融合作模式中,就会大大增加中国参与亚洲和世界金融合作所带来的利益,也会从某种程度上会促使美国在岸金融市场的效率得以改善,从而避免美国在目前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滥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金融创新能力的道德风险行为。

第一,制造业升级完成之前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要“先内后外”,对民企要实实在在的开放各类金融服务,但是对外资要谨慎开放金融市场。

孙立坚建议说,中国目前应该加强和大量对美的债权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尤其是动员这些国家合作建立美元离岸市场并把美国纳入进来,增强它与美国在岸市场的开放度和一体化的进程,这样做能够大大降低中国存量美元资产的投资壁垒,能够大大提高中国在海外金融合作机制上的话语权,而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挑战。同时,其他美元债权国也能利用中国巨大的美元储备资产所支撑的美元离岸市场,来提高今天在美国在岸市场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无法做到的财富增长的投资能力。

孙立坚建议,中国金融业商业运行模式应该加快和成熟市场国家的“国际接轨”,应该多听取香港金融机构和其他很多可以信赖的在华金融机构的建议,所有对企业走出去的咨询建议服务不应该再有任何的歧视。国内金融发展尤其要注重软实力提高,具体操作上先要强化金融为实业服务的功能,等时机成熟后再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工具来推动居民财富的增长,这是金融强国的最高境界!他进一步提醒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金融改革,中国都要稳步推进。顺序颠倒将会挤出实体经济部门的活力,最终导致改革成果前功尽弃。

孙立坚建议,为了避免因只有“概念”而没有“实力”的中国民营企业免受挫折(有时海外的挫折会严重传染到国内市场的健康运行,从而放大了负面的冲击效应。),中国政府首先要让国家的金融业在不断提高风险控制能力的同时向民营企业开放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扶持业务,包括海外融资、信息披露、资信审核和风险监管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过早的对外开放金融业而对内放任金融歧视现象,就会因为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过度变动而面临挤出中国产业资本、削弱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风险,甚至最终还会因为一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被过于敏感的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举动而“放大”,结果出现先是中国实体经济的低增长状态被虚拟经济暂时的过度繁荣所替代的格局,后来就可能是以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收场的结局,让海外资本“公平地”拿走中国社会这些年经济发展所积累和形成的宝贵财富!

孙立坚分析认为:中国今天很多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理由彼此间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都有着和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的共同因素。首先,因为中国金融体系民营化程度不高,所以即使成长性高的中小企业在国内“封闭性”的融资环境下也很难能施展出他们过人的才艺,它们很容易在海外投行和私募基金的帮助下争先恐后地进入“开放性”的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大市场的概念在金融危机后更加增添了海外投资者对它们的兴趣和追捧。其次,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去美国上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进入中国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光环”。因为能在美国这一成熟市场上市就等于向国内监管部门和社会大众释放了“我是好企业”的信号,为真正打回中国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可惜这一回儿美国“精明”的机构投资者和国家利益至上的监管部门把求胜心切并不知道美国市场深浅的中国企业军团不留情面地“晾”了出来。第三,人民币升值加速(利率不断上调)、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板建设)进程加快、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不变的大环境下,大量外资流入的态势会越来越强,这对市场在外成本在内、而且本来就受到金融歧视的中小企业而言,更会因为国内做实业入不敷出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贸然地向海外进军;如果此时自己再不把好关,最后结果很有可能是先充当了别人赚钱的筹码(先让中国资本推高疲软的美国股市,接着高位“做空”存在泡沫的中国企业,由此获取巨大的价差所带来的暴利),然后再被别人坏了名声而让你不得不出局。

中国经济网上海6月17日讯(记者吴凯王剑锋)6月7日中国概念股被卷入美国“造假风波”造成全线下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中国“走出去”战略屡屡在美受挫的案例在不断增加,中国应该不断反思“金融开放、金融深化和金融合作”这“三位一体”的金融“强国战略”,目前这一发展阶段需实行内“实”外“虚”的方略。

另外,中国要支持欧盟政府所强调的全球金融统一监管的模式,要强化金融活动各个环节的透明程度,尤其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资产还是需要依靠具有鲜明比较优势的美国市场来管理,如何降低他们的道德风险行为是中国政府在今后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金融合作谈判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除了倡导建立美元离岸市场这样实质性的金融合作计划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金融监管的理念上去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

孙立坚介绍说,所谓内“实”外“虚”就是对本国民企而言应该尽快“实实在在”地开放金融服务业,而对外资一方面要“虚心学习”他们金融治国的经验,但另一方面不能轻易对外开放我们有待完善的金融市场;另外,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在“国内”必须提升“实体经济”部门的竞争力,而在“国外”则要齐心协力去充分利用好成熟市场给我们提供的“虚拟经济”的舞台,从而尽快锻炼出我们一批能够管理好自己实体经济部门所创造的巨大外汇财富的高端人才团队!

孙立坚提醒说,要注意欧美国家对华“金融合作”政策中强调外在形式上“对等”的这种动向!他举例说,允许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同时,美国政府却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也应该尽快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如果我们不考虑国情予以接受,那很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抑制我们擅长的比较优势,而帮助了别人在华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取不对称的合作利益。比如,中国企业和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由于缺乏品牌效应、人力资本、商业网络等软实力可能导致与美国本土的机构和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金融合作战略上中国要注意合作的对象与合作的内容,一定要注意保护中国经济自己的利益,一定要谨慎在结构调整完成前和由此带来的新的增长方式确立之前对外金融开放的节奏。

第三,金融合作要从实际的国情出发不能看重“对等”的外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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